“东方茶港”的传奇茶人戴啸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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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东方茶港”的美名，总会让人联想起十九世纪的汉口老码头。那条位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港口曾一度成为对外贸易的潮头，让中国茶风靡全球，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中国茶文化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源远流长，既得益于千千万万中国茶农的辛勤耕耘，更得益于一位茶叶品质检验专家默默无闻地倾注与付出。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翁——戴啸洲先生。

作为中华茶人，振兴华茶，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九世纪末，中国茶在海外市场的营销情况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印度、日本、锡兰（现斯里兰卡）等地生产的茶叶逐渐崭露头角，大有取代中国茶的趋势。为此，当局意识到茶叶市场的无序竞争是问题的根源，必须组建一个官方机构负责中国茶行业的监督管理，提升中国茶的优良品质，重振华茶海外声誉。

华茶产地分布大江南北，横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多地，监管难、品种多、分布广都给振兴华茶带领了实际困难。戴先生作为茶叶领域品质检验专家，早在汉口商品检验局设立茶叶检验室伊始，就肩负起中部省份茶叶产品质量检验的重任，多年来一直为提升茶叶品质和质量奔走匆忙。

1931年，戴先生走访多地茶场，深入调研砖茶的生产工艺。面对砖茶产区分布广、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和挑战，戴先生从规范化入手，研制了茶叶品质、水分、灰分、粉末、着色的技术指标，以及茶叶包装的材质要求，把原先散乱的产茶工艺统一起来，形成了科学、完备、先进的产茶流程，保证了茶制品的品质质量。

有了统一标准的引领带动，各地的茶农获益匪浅。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所限，茶叶种植接续出现新的难题，1934年发现茶叶中含有出口严令禁止的茶虱，1936年又发现运输中茶叶包装极易破损、香气泄露、品质也下降，还有1950年发现砖茶烘制时间难以精准控制影响达标。戴先生知悉后，第一时间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防治茶虱的技术手段、制定出台了茶叶包装箱改良技术方法、试验改进了茶叶烘房，让制约华茶发展的疑难问题得到有效化解，有力促进了华茶在海外市场的市场竞争力。

求学之路不畏艰辛，坚守信念，毕生献给中国茶事业

戴先生自幼家贫，未曾接受良好教育。直到22岁，一个偶然地机会，戴先生获得在安徽芜湖第二农业专科学校勤工俭学。平日里，一边在学校周边的茶园里打临工挣点生活零花钱，一边在学校学习茶叶专业课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时已在茶领域深耕数载的茶学专家吴觉农，就在这所学校授课。由于吴老师与戴先生年龄相仿，作为学生的戴先生经常是默默地跟在吴老师的身后，认真地听讲、细致地记录，刻苦用心地钻研一切与茶学有关的知识。

未来，或许对于刚入校门的戴先生来说，还不可预料。但眼下的茶学，给了戴先生一个奋斗的方向。戴先生从接触茶叶之初，就立志要成为像吴老师那样的茶学专家，将中国茶发扬光大。

很快，茶理论的课程学习阶段接近尾声，学生们一个一个地开始想方设法安排实习。又是吴老师的赏识，看在戴先生平时做学异常刻苦、表现优异，就亲身带领戴先生等几名优等生前往乡下，开启了一段制茶的实习生活。

那是1923年春夏之交，戴先生跟随吴老师来到芜湖地区的农村。为了节省开支，师徒几人找了一间茅舍，仅仅采来一些干燥的稻草整理成简易地床铺，就不分昼夜地投入了制茶工作。他们师徒几人白天走街串巷收购茶青，晚上连夜赶制试验蒸青绿茶。几个年轻人为了满腔抱负，日夜不停、不辞辛劳，只可惜生活经验欠缺，连最基本的烧火做饭都无暇顾及，往往是将一口大锅烧热，放水煮粥。为了图省事，就把买来的鸡蛋、鸭蛋连同青菜统统丢进锅里一起煮，就这样囫囵吞枣地凑合着解决了温饱问题。

只可惜，年轻人一股子劲没有换来成功的喜悦。他们费尽心思地试制青绿茶接连遭遇失败的打击。那个时代，茶农对科学种茶不甚了解，采摘随意、质量不一，往往多半是新鲜的茶叶却大小迥异、老嫩不均，制出来的成品不尽如人意。最终，在接连失败的挫折下，吴老师带着戴先生几个学生离开了此地，另觅新的茶场。戴先生的求学之路就此告一段落。

因地制宜，打造鄂茶独特品牌，引领茶农自力更生

宜昌红茶有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宜红”，诞生于清道光年间，与祁门、至德、浮梁并称中国自然分布的高级红茶区。“宜红”昔日颇流行于欧美市场，却因墨守成规、不知改进，未能与印锡红茶并驾齐驱，致销路日蹙，几有一蹶不振之势。

1937年2月22日，戴先生前往红茶产区宜昌、宜都、长阳、五峰、鹤峰等5县，从事红茶产量及运销调查，以制定改良方案。戴先生到宜昌时，经初步调查，所谓宜昌红茶者，并非纯属宜昌产品，乃五峰、鹤峰及湖南石门所产，其中尤以五峰为最多。戴先生随即离宜昌，向宜都、长阳等进发，并在红茶集中市场五峰县渔洋关，召集茶商谈话。

该五县生产事业以茶叶等为大宗，而红茶一项，过去每年可产二三万箱，如今每年仅可产三四千箱，相差数目至为巨大。推其原因，乃因过去多系广东人经营，资本较为雄厚，吸取力亦较强大，现在多系本地商人就地买卖，资本甚小，且价格操纵于外商手中，不敢尽量吸收，因此茶农亦不敢多制红茶，倒不如采摘青茶以为内销，较为合算，因此红茶产量日渐减少，而品质益形低下。

戴先生迅即拟订治标办法，即在五峰县内觅一地点，立一指导机关，专门指导茶农种茶、制茶方法，以及办理合作运销等事宜。1937年4月末，宜昌区茶业改进指导所在五峰县渔洋关成立，戴先生任主任，主要工作为：1.促进茶农嫩采；2.改良制茶法；3.取缔毛茶过度水分；4.改善收买毛茶之习惯；5.组织茶农、茶商登记。

宜昌区茶业改进指导所的宣传指导，大受当地茶农、茶商欢迎爱戴。戴先生主持下的指导所在五峰县购买生叶进行茶叶精制，制造改良红茶两千数百十斤，以一部分分赠汉口、上海中外茶商，博得全体茶商赞许，誉足与祁门红茶相颉颃。

参与中苏谈判，发挥茶检专长支援抗日，共谋民族大业

抗日战争时期，茶叶曾一度成为中国向苏联交换军用物资的等价交换物。1938年，中国与苏联关于“茶易武器”的贸易谈判在武汉举行。戴先生作为中方谈判茶叶谈判专家，向苏方广泛介绍了盛产于鱼米之乡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品种。

戴先生声情并茂、信手拈来，那些老字号的茶叶品种视乎产生了某种魔幻般的吸引力，让苏联谈判人员对中华茶文化的昂扬兴趣。戴先生不仅向苏方详细介绍了汉口红砖茶、羊楼洞青砖茶、宜昌红茶、湖南黑茶的种植、生产等工艺，还讲述了俄国阜昌、顺丰和新泰洋行通行江汉关的贸易史实。很快，在戴先生巧妙地穿针引线下，中国茶叶公司顺利地与苏联签订了供销合同。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戴先生在谈判取得成功的第二天，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收茶、备货工作中。他亲自带队清点汉口砖茶储备、先后去羊楼洞和聂家市的茶行、茶栈囤积砖茶。货一备齐，让通知苏联来华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车，直接装载满车再返回苏联。每当看到苏联的大卡车运来了军需品，投入抗日前线，戴先生就由衷地感到一种民族的自豪和无上的光荣。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一副“东方茶港”的忙碌展板画无时无刻地不再向前来参观的世人诉说着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历史瞬间。每当我仰视它，我就会想起戴啸洲先生，想起那些风靡世界的湖北茶文化，想起茶叶中凝聚着的一种精神，更加坚定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