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浦江大雪后的喧嚣（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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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见到夏希羽时，我看到的他既不在做研究，也没有以往一脸云淡风轻的神色。

他的脸上分明写满了愤怒——后来才确定不是针对包括我在内的在场所有人。

他或许只是愤怒于现在已经是1984年，却仍旧可以在我和薛若琳之间发生的事情。

——彭天木，1984.1.23】

十分钟后，在夏希羽的卧室里听他和薛若琳对自己解释完情况的彭天木毫不犹豫地哭出了声。

“我很希望你们留下来，但在你们的生命安全没有遭到足够威胁之前，我无法说服联席会议保护你们，更不用说保护你们的恋情。如果你们真的希望留下来，那你们不必担心薛若琳父母的问题。希羽组并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未来的我们需要面对你们的父母，最终可能只有一方幸存，你们会遭遇更大的内部压力。”

薛、彭二人看向彼此，接着不约而同地表态：“我们留下！”

“那么，就只能让联席会议制订一份新的方案了。薛若琳，之后联席会议要你出席参与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要隐瞒。”

薛若琳犹豫了近一分钟，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没办法了，他是我认定的男人，那我就只有这一条路！”

夏希羽默默地从桌上拿起了正在写的手稿，随后转身递给他们。

两人立刻看向手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夏希羽手写的标题——《从“药物主权”说起——漫谈“气功”与“科学主权”》。

她回头看了看夏希羽，见后者没有发言，随即跳过标题，开始对着在场众人朗读起来：“‘作者：夏希羽’，‘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随后，薛若琳先是大致翻了一下，接着轻咳一声，继续朗读以下文字——

上个月月底，在与卡罗尔·关原的闲聊中，我与其聊到过“药物主权”并设想了一种情形：在自己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的压力以及美西方国家都已经审批通过某种药物的情况下坚决反对该药物在中国成为合格药品，最后在他崩溃前夕等到了外国媒体人搜集到的证据和外国媒体的报道。

我们认为：在上述过程中，如果没有此人，那么中国就会因为外国的先例和国内的压力让一款有严重问题的药物进入市场。这就是“药物主权”——一种与国际法意义层面不同的“主权”。

同理，我国的一部分科学家受到国内外的影响——而不是在完全无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了对气功（人体科学）研究进行支持的判断。

笔者在这里不对气功的具体情况进行评论，而是关注另一件事：这实际上是中国在科学方面失去“科学主权”这种“主权”的体现。

这种“主权”很可怕！

众所周知，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出现的概念，但在人类文明史中，“科学主权”长期集中在极少数国家手里。

具体到冷战持续至今，拥有这种科学主权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至于中国？

外国的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听到中国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中国？那是什么国家，那里发的论文有可信度吗？”

除了合成牛胰岛素、“两弹一星”这些项目之外，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基本都必须面临这种情况。

总结下来，科学主权实际上是一种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某项研究的权利——能做某事不是自由，决定不做某事才是。

因为科研经费不足而放弃或让某项目下马也是丧失科学主权的体现；因为外国的研究而心急，因此也决定追赶研究同样是一种丧失科学主权的表现；因为保护不了关键研究者失去了进行研究的能力更是一种丧失科学主权的体现——从气功的流行情况以及大量科研项目的存续情况来看，目前的中国并不完全享有这种奢侈品。

正如国家主权在本国范围内是充盈的一样，科学主权的拥有和缺失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充盈的。

请读者注意：在上一句中，以这种方式同时使用“缺失”“充盈”并不矛盾，否则不足以概括缺失的普遍性。

这样来看，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美国判断自己失去科学主权后产生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因为“科技爆炸”可能性的客观存在而被放大。最终有了美国的肯尼迪以“三级跳”的方式搞登月计划的举动。

总的来说，如果以世界范围内航天科技发展的历程为观察对象，那么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会发现美国看上去是在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获得科学主权。

但我个人认为：当苏联需要维持不断成规模引进技术和设备这种状态时，这种主权就已经丧失了——自二战结束至今，除少数纯理论研究，大多数科学研究是越来越依赖科研仪器的，并且笔者确信这种趋势会不断延续下去。

它们的缺失会愈来愈导致科学主权的缺失，而科学主权的缺失又反过来导致科研设备的缺失——全新的科研设备对应的是全新的原理和技术标准，这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带着对科学的狂热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这种情况在工业界表现为我国的不少单位在引进美、日等国家的技术时，因为专业外语的不精通、谈判主动权不足导致的谈判时间缺失等原因，导致我国在引进技术时造成了损失——我们应当尽量减少这些“学费”。

这样看来，科研仪器与科研人员一起，与科学主权的联系类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科研设备与科研人员站在生产力的位置上，科学主权站在生产关系的位置上。

这里举一个例子供各位读者理解：苏联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低效率无法压低研究成本，在经济上导致了科研经费的效率低下且总量不足。

而必须承认的是，目前的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是远远超过苏联的，尤其是在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尤其是计算机联网方面的工作）的飞速发展之后，差距就迅速变大。

而在上述两个重大领域之中，苏联恰好都犯下了严重错误——李森科问题以及OGAS计划的流产。

众所周知的前者不在笔者的讨论范围，以目前我最近从苏联的OGAS计划制定者及其学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后者的关键原因在于苏联既不能接受去中心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也不能接受让计算机接管任何经济决策。

我推断：美国在未来建立自己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过程中，会吸取教训——在保持帝国主义本质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对国内压迫（比如对异见者的清理）、对外国缓和（假装自己的体系对外开放，但实际上用尽一切手段把关键节点控制在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的范围内）”的策略，把自己包装得无害，并通过霸权的魔力不断放大这种幻觉。

总的来说，国内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叠合导致了目前的气功热，这不是一两个科学家或者政治家就可以一言决定的，对我们来说更是如此。

对那些既是真正的大科学家也是真正的爱国者来说，研究气功等人体特异功能与对电动汽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是同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因为外国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中国充盈地缺失科学主权，导致了这些科学家更重视，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医疗总体上服务质量不高、覆盖不充分背后的极大需求与一批“信仰”“科学”的“意识形态十字军”们的宣传，气功热最终爆发并持续至今。

以我的判断，这种热潮注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相对较短，我国范围内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不过，对我们希羽组研究所来说，科学主权的缺失恰好在这里失去了效力。

理由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资金来源的充分以及联席会议的机制，希羽组选择研究方向并进行投入的过程中，完全免于上述任何影响。

在排除科学、技术和伦理问题之后，希羽组对项目的放弃只是因为本身并不致力于某个方向——任何人既不能也不应该要求所有科研机构都是我国的中科院或者西德的马普学会这样的科研组织（机构）。

我们不希望自己成为唯一的例外，但我们不会以放弃它的方式做到这点。

……

看完上述文字后，两人用怪异的眼神看向夏希羽，但后者却并不在意。